文学在这个时代怎么了？在本次两会上，《中国青年报》记者桂杰就此问题征询几位作家委员的看法。
一位作家委员立即瞪大了眼睛：“什么，文学？你在问文学？”
记者注意到，几位著名的作家委员在政协会上提交的提案都与文学无关。文学成为所有提案中最受冷落的话题。
毋庸讳言，文学早已从喧闹的中心走向边缘。现实生活支持这一论点的例证比比皆是。发行量曾过百万的《诗刊》，如今只剩下3万份左右。《人民文学》、《当代》、《收获》等等文学期刊，无一幸免与《诗刊》相近的命运。地方级文学期刊更惨：《天津文学》变成了休闲的《青春阅读》，《湖南文学》则变成了时尚的《母语》。在报刊亭，文学期刊早已从抢眼的位置撤了下来。只有极个别报刊亭偶尔可以见到早已过期的文学期刊。一种改头换面的“改版潮”、“改刊潮”席卷了文学期刊。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张贤亮认为：“企业可以关停并转，文学期刊为什么不能？”对于文学的衰落和文学青年的锐减，张贤亮根本不激愤，他只说了三个字，“很正常”。张贤亮认为，80年代初期，中国经历了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人们被禁锢得太久了，而文学在当时起到了突破禁区的作用，它深刻反思历史，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所以文学被抬得很高。不光是文学爱好者，就是一般的百姓都很关注文学。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冯骥才用“尴尬”一词形容文学的处境。他从眼下的时代背景分析原因。冯骥才说，文学在眼下主要承受了三方面的压力：首先是市场的压力。现在是市场选择作家，不是作家选择市场。市场很霸道；第二是媒体的压力。现在对于文学作品的酷评之风很恶劣，大多是媒体评论而非评论家的评论。文坛的弱点恰恰是媒体的卖点，因为媒体受市场规律制约；第三是电视网络的压力。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扩大了，文学的空间被挤小了。
当然，文学的尴尬并不等于作家的尴尬，文学受到市场威胁不等于真正的作家就受到了威胁。冯骥才委员说：“在文学被动的时候，作家可能更主动，有追求的和有崇高使命感的作家会更有话说，从而体现出文学的价值。”张贤亮委员则说：“那些受欢迎作家的作品老百姓还是爱看的，优秀的作家绝对不会因为文学所谓的没落而没落。”
张贤亮委员身兼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记者问：“一个省级的作家协会有多少作家比较合适？”
他回答说：一个就行了。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桂杰、原春琳报道，两会期间，政协委员、著名作家张贤亮忙中偷闲，应邀登上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国际MBA项目论坛，讲台下上百名学生对他演讲的题目“一个文化人怎么经营企业”充满兴趣。张贤亮毫不谦虚地称，在中国的作家里面，他可能是第一个到大学里来讲工商管理成功经验的。
抛开文学，张贤亮直接进入主题。他提醒人们注意，他的企业在西部，西部有西部的特点，尤其是西部贫困地区人们的思想还显保守、观念落后，普通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低，所以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经济管理的经验。在西部，企业的管理者要解决的也许恰恰是一些初级的东西。
张贤亮坦率地向学生们承认：名人效应固然很重要，可靠它办企业是不可能的。
最后，张贤亮充满激情地表示，他创业9年，感触最深的就是西部人才的匮乏。“我那里最缺的就是MBA的人才。同学们，到西部去创业吧，西部太需要你们了！”
据《服务导报》报道，在钱钟书先生辞世两周年之际汇集了这位一代宗师几乎所有重要作品的《钱钟书集》即将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向海内外推出，这套前后经历了5年多时间进行编辑、修订、整理的《钱钟书集》总共包含10种13册，300多万字，虽然台湾曾在1988年出版过一套《钱著七种》，但是收录的著作和字数都要比这套书少许多。此次出版《钱钟书集》最为引人注目的恐怕要算书中收录了一批过去从未公开出版过的、钱先生早年写下的已经散佚的论文、随笔、散文、杂感、书评以及一些翻译的作品。这部分作品主要收在作品集中的第八种《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文集还第一次将几十万字的各种补订部分全部排入相应正文，使读者免去前后翻页的苦恼。
此间五年中，三联书店不惜工本倾尽全力，特意从全国聘请了一批一流学者担任特约编辑，进行审订，请香港专家做文集装帧的整体设计。除了即将上市的精装本外，包装精美的典藏本也正在制作中。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一直在武汉埋头写书的湖北作家、全国人大代表池莉，因为近日刘川鄂的批评文章《我看池莉》而处于风口浪尖。
《南京日报》于今年1月22日刊登了一篇题为《池莉是小市民作家？》的文章。文中说，因《烦恼人生》而为读者熟知的作家池莉，近日遇上了“烦恼”事：湖北青年评论家刘川鄂在其新著《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中，直陈池莉创作上的不足和缺点，并断言：“她也许还会走红一阵，但不会是一个大作家。”
该文提到，遭此品评的池莉，在接受《南京日报》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对于某些人借‘酷评’急于成名的行为，表示充分理解。”并表示，“作为一个评论家，想研究一个作家的作品，却从没有认真细读他的书，也不去同作家进行任何交流，如何谈得上研究！？”对于刘川鄂所提的“池莉的作品，是一种适合市民读者尤其是适合女性读者的‘唠叨文体’。作品的人物描写，不能丰富读者对人性的理解”等评论，池莉说：“我们湖北有句话，叫做没有研究，‘不开黄腔’，意思是说话做事别离谱。”
对此，刘川鄂投稿《中国青年报》，提出自己的见解。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潘圆就此事采访了进京参加“两会”的池莉。池莉声明：刘川鄂她以前从未见过，也未曾读过他的书，她没有针对刘的书发表过任何看法，也的确没有任何看法。此次是她首次向媒体表明态度，而且是针对文学观念本身表明态度。
对于《南京日报》1月22日刊登的题为《池莉是小市民作家？》一文，池莉说：“有位记者确实打电话要求采访，但我什么也没说。因而所谓‘池莉很激动’一类的话，不知是从何谈起？”池莉强调说：“我对于文学批评从来都是持非常认可的态度的。文学批评应该是独立和自由的；我是个喜欢静的人，这么多年一直躲在外省写作。我与文学批评没有关系，我是小说作家，只爱写小说。”
对于刘川鄂在《我看池莉》一文中所提出的“媚俗”、“贬低知识分子”、“流于生活浅层”等等评价，池莉淡然说，这是他批评的权利。任何一部作品都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一部作品的评价是评论家的事，她不想对此发表看法。
据《羊城晚报》报道，不久前记者在北京二十一世纪饭店见到了参加两会的巩俐，当记者问及有人提议由她出任杜甫草堂形象大使时，她马上问道：“什么杜甫草堂，我不知道呀。”于是记者忙作解释，巩俐笑了。她说，目前杜甫草堂的人员没有和她联系，但对给四川成都有文化底蕴的杜甫草堂博物馆做形象大使很感兴趣。
来自四川的剧作家魏明伦认为巩俐担任杜甫草堂形象大使不是最合适，他觉得她连杜甫草堂都不知道，怎么做形象大使？应该找一个与杜甫草堂至少有点关联的人，他奉劝大家不要老认明星，让明星脸取代一切，这样做会引起反感，没什么道理。
（华西）
据《服务导报》报道，著名作家刘恒近日忍不住“手痒”，宣布他要把自己的一部旧小说《天知地知》拍成电影，而他则会亲自出任导演。
刘恒坦言自己“坐不住”是因为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火爆与电影《美丽的家》的褒贬不一给他带来的震动，“不管多优秀的导演都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理解编剧的想法并完全再现出来，如果是编剧同时兼任导演，那他心里肯定明白想表达什么。”知道了想表达什么，刘恒对如何表达却还十分陌生，所以刘恒去年曾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班当了插班生，与此同时他还在该校编剧班当上了老师。
（晓铃）
